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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韩国总统文在寅昨天表示,他访美期间将为推动早日恢复对话作出努力,希望半岛和平进程取得进一步进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日也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未来数月能再次会晤,朝着无核化方向迈出实质性步伐。中方对半岛最新动向有何评论?对此,耿爽表示,我们欢迎韩方和美方上述表态释放的积极信号,对韩方为推动对话、推进半岛问题解决所作努力表示赞赏。事实上,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后,双方都表达了愿意继续保持对话的态度。我们始终认为,在半岛问题上,对话协商才是根本出路,相向而行方能行稳致远。一切有利于缓和局势、推动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努力和行动,我们都给予坚定支持。耿爽指出,希望有关各方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对话势头,继续显示诚意、互释善意、培育信任,设置合理预期,按照一揽子、分阶段、同步走的思路,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成为可持续、不可逆的进程。作为半岛近邻,中方将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办公室主任陈东升在会上表示,从2018年初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以来,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第一次有了基本的规矩、基本的名册、基本的秩序。但这仅仅迈出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改革的重要一步,当前新情况新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一些培训机构违规行为更加隐蔽,一些家长让孩子超前学的冲动依然不减。巩固治理成果、坚决防止反弹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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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办公室主任陈东升在会上表示,从2018年初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以来,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第一次有了基本的规矩、基本的名册、基本的秩序。但这仅仅迈出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改革的重要一步,当前新情况新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一些培训机构违规行为更加隐蔽,一些家长让孩子超前学的冲动依然不减。巩固治理成果、坚决防止反弹任重而道远。

        本届世锦赛至今,由于1胜4负的战绩,中国队目前仅排名第9位。队长邹强在结束两个比赛日后对央视记者坦言,“前面碰到的对手确实稍微强一点,但是现在也逐渐适应场地了,配合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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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题为《教育部将聚焦重点时段重点地区持续开展校外培训督查治理》)

2.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主要有以下两大群体构成,他们分别是:一是城市白领群体,尤其以大学毕业生群体为主,多在城市正规经济领域从事较为体面的白领工作,工资待遇尚可,社会保障健全,工作之初,积累有限,不得不忍受一段时间的“北漂”、“南漂”之苦,工作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多数将选择在适宜自身发展的大中城市实现城市化,当然,也有小部分选择在家乡所在县城长期发展;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有限,城市中高端职位体系上的就业竞争力不强,难以在大中城市体面安居,流动性突出,共同构成了我国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7266万人,本地农民工有11570万人,即占比约60%的1.7亿农民工属于跨省务工,构成了农民工群体这一流动人口群体的主流人群。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群体目前已经发生明显分化,以60、70后群体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正在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适时选择返回家乡,以80、90后群体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已全面进入劳动力市场,00后群体部分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遵照学界共识,笔者将“80后、90后、00后”群体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据悉,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农民工总量中占比已超60%。笔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对于以80、90、00后群体为典型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当农村生活已非这一群体人生目标的优先选择,他们又将在哪里安居?新生代农民工的县域城市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化路径主要受以下三项基础性变量影响:一是生活面向决定进城意愿,即主观上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进城;二是家庭积累决定进城能力,即客观上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经济能力,且以家庭积累能力为基础产生城市化分化;三是家乡观念锁定城市化区位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何以选择家乡所在地的市县城市呢?所谓“县域城市化”,主要指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家乡所在县(市)为目的地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及模式。何以如此?(一)以城市生活为导向,进城意愿强烈对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以60、70后群体为主,多数均有在村务农生产经验,在村生活经历丰富,村庄社会关系嵌套深厚,对农村生活抱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强烈情感,村庄生活面向突出,因此,在打工经济兴起后,多数人遵循了“离土-出村-再回村”的流动路径;而反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目前以80、90后群体为主,缺少在村务农经历,多数人遵循着从学校到城市或工厂的社会化路径,村庄生活有限,社会关系嵌套不深,对村庄生活感情相对单薄,更缺少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情感期待,相反却对城市生活充满期待,因此多数人呈现出了“离土、出村、不回村”的流动路径(刘守英、王一鸽,2018)。加之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意味着更加便捷的购物、更高水平的教育条件、更加完善的医疗条件、更加热闹新奇的城市生活等,城市生活本身代表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面向突出,以城市生活为导向的进城意愿也较为积极强烈。(二)以家庭积累为基础的进城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只是解决了进城动力问题,而最终能否实现顺利城市化,关键在于:客观上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进城能力。进城能力由家庭积累决定;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而言,受教育程度有限,多从事电子厂、纺织厂等工厂流水线工作或当保安、送快递、开滴滴等城市生活服务业,从整体上看,处于城市就业体系的中下游,这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特征共同锁定的结构性位置。中低端就业这一结构性特征,内在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工作稳定性较差,社会保障一般,工资待遇不高,加之近几年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较快,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城市化“市场壁垒”。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实践窗口不在其务工经商地点的大中城市,而在城市化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或家乡所在县城。究竟哪些群体可以顺利实现城市化?根据劳动力数量及其职业收益来看,当前,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化,我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就外出打工而言,单个劳动力市场价值差别不大,而作为家庭积累的劳动力收益差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数量多寡,即家庭人口结构越完整,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积累能力越强;二是劳动力职业收益高低,一般而言,经商收益高于务工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家庭人口结构完整、劳动力数量多的务工经商户,往往成为当地城市化能力最强的家庭,越有可能优先实现城市化。(三)以家乡观念为底色的区位锁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为其提供了强烈的进城意愿,全家务工经商的家庭积累为其提供了坚实的进城经济基础,问题恰恰在于:当一二线大中城市难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的城市化条件时,是否意味着其可以在众多市县中任意选择?根据笔者观察,新生代农民工多选择在家乡所在县市选择就近城市化,笔者称之为“县域城市化”。众所周知,家乡观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选择经济社会文化契合度最高的本地县城,往往成为其最常见的逻辑行为。此外,家乡所在地的县城,一来既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想象,二来可以允许其维系和家乡父母亲人、亲戚朋友、父老乡亲的有效链接。产业基础缺失型县域城市化的内生困境据笔者观察,县域城市化典型表现如下: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在村庄退养生活,县城房屋长年闲置浪费现象较为普遍。在产业基础缺失的县域城市化实践中,究竟存在哪些内生困境呢?(一)弱生产,强消费对中西部县域社会而言,多以第一产业及其相关加工业为主,二三产业发育有限,产业基础一般,难以为当地农民工群体提供充沛的就业机会,因此才促使当地中青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或经商,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北京等大中城市或省会城市往往成为其人口净流入地区,由此也就形塑了当地中青年人外流、中老年人在村的留守型社会秩序。换言之,产业基础一般的中西部传统农区县域社会,就业机会不足,生产性弱,倒逼当地绝大多数劳动力必须外出务工经商。此外,近些年,随着婚姻市场竞争加剧、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生活观念转变等因素综合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县域城市化成为社会主流,但问题恰恰在于:进城买房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婚姻要价、教育资格、生活消费等功能需求,唯独缺少了就业驱动,由此形塑了各地以“强消费-弱生产”为典型特征的县域城市化格局。(二)高期待与低保障不匹配,代际依赖性强在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县域城市化生活过程中,进城买房只是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基础性前提;此外,柴米油盐、瓜果蔬菜等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如何支付?社会保障这一制度性城市化成本又当由谁来负担?对中西部广大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作为年轻子女的新生代农民进城后,短时间内由于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也许并不存在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问题,但鉴于我国农民工群体劳动社会保障实施状态不容乐观及地方政府能力有限,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往往比较低、甚至没有社会保障。一旦新生代农民工返回或退回县城生活,在县域社会难以为其提供合适工作机会时,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必将倒逼其作出选择:在城生活,则对在村生活的父母的代际支持提出更多要求;要么就选择返乡生活,则意味着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情况下我国县域城市化面临一定的不稳定性及风险。表1 城市化成本支付一览表综上所述,对于占比绝大多数的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县域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主流模式,但囿于中西部县域经济天然的产业基础薄弱、经济机会稀缺这一结构性特征,内生存在“强消费、弱生产”、“高期待、低保障”、“倒逼代际支持介入”等一系列衍生特征。县域城市化的优化路径当前县域城市化内生困境在于:一是城市化人群消费有余而生产不足;二是城市化人群对城市生活期待很高,但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且代际依赖性强。亟需改变,建议如下:(一)招商引资,增加就业并有效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众所周知,县域城市化已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鲜明特征和主流趋势,但其致命缺陷在于产业基础一般且不足以为当地人提供充分就业机会,进而倒逼其外出务工经商,由此形塑了“在外生产、在家消费”的生产与消费相分离的城市化格局。此外,也正是由于产业基础缺失,致使地方税源有限,包括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难以为当地人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欲改变这一局面,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立足本地特点,充分开动脑筋,大力招商引资,发展适宜本地特点、契合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优势产业,一来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来为地方政府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进而为当地城市化人群提供更高水平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以此提升县域城市化生活质量。(二)建设乡村,保留退路并维系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在招商引资工作大有改观、就业机会空前丰富、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是城市生活难以为新晋城市化人群提供稳定生活预期,进而产生因缺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县域城市化人群极有可能出现“进城又返乡”的往复现象;二是顺利实现县域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新生代农民工总量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仍在重复着父辈的脚步,年轻时外出务工经商,年老时返回村庄退养生活;平常外出打工经商,过年返乡生活;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父母在村留守生活。因此,在县域城市化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农村社会需要好好建设,作为没有能力进城或进城失败农民工群体的退路。根据人口学家测算,我国人口顶峰将出现在2030年前后,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5亿人口,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可达到70%,也就意味着乡村社会仍将有4.5亿常住人口,除此之外,数以亿计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也和乡村社会保持着密切关联,因此我们必须为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群体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以保障其基本生产生活。有基于此,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宅基地制度实践,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宅基地资格权,以充分保障在村村民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确实无“后顾之忧”,因此不宜过早对农民家庭宅基地进行彻底拆除复垦,否则就要拆出麻烦,为未来埋下风险,这是一笔涉及长远的政治社会账,不能紧盯着眼前的经济账;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加大水电路等基本公共设施投入,为老人农业、在村村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也正如贺雪峰教授(2015)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所言: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出路!综上,县域城市化的优化路径有二:一是大力招商引资,考虑有二,一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二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财源、进而为当地居民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二是充分认识乡村社会的功能价值,搞好乡村建设,为当地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进一步讨论图1 本文分析框架图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当前以土地市场化为取向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图以产权再造的方式赋予宅基地更加完整的产权,并通过城乡增减挂钩政策来推动农民家庭宅基地彻底退出并复垦。众所周知,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不种地,但却不能没有房子住,尤其是在城市社会尚且无法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盲目推动农民工群体进城,等于将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城市内二元结构”(陈文琼、刘建平,2018)。城市二元结构的出现,一来影响进城农民生活质量,生活幸福指数并不高,尊严感极差;二来进城人口生活没有保障,极有可能铤而走险,首当其冲的是城市其他群体,进而严重影响城市其他居民群体正常工作生活;三来产生恶劣的城市管理问题和严重的城市社会风险,并最终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社会风险。基于此,县域城市化的趋势值得认真分析,农村建设和土地改革的战略需要慎重对待。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出路。 [作者王向阳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18CZZ037)成果] 智库报告栏目投稿邮箱:tiancl@thepaper.cn

3.  “厌学症”在贫困地区滋生,背后折射出“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沉渣泛起。这种心态的形成有着一定的现实功利性考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孩子除了上大学之外,有了更多改变命运的途径:外出打工,互联网创业,等等。相比读书而言,这些方式对他们物质需求的满足触手可及。同时,这种心态的形成,也与贫困地区家庭教育意识日渐淡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有关。人们对于教育的看法根植于现实的社会文化生态之上。要改变贫困地区群众对于教育的负面看法,就必须改变贫困地区教育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教育仍然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手段,这一点早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证明。退一步说,即使教育无法为每个人都提供一份优渥收入的工作,它对于每个人的丰富和发展、人生境界提升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根治贫困地区“厌学症”,就必须让这样的理念成为贫困地区的共识,重塑人们对于教育的认可和崇尚。为此,不仅需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硬件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师资质量和水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孩子们“上好学”;更重要的是,需对贫困地区家庭和学生加以正确引导,摒弃教育功利化的浮躁心态,重塑“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和信心,使孩子们“愿上学”。(原题为《半月谈微评:越穷越厌学?改变基层教育文化生态是关键》)

4.  美国宇航局(NASA)局长布里登斯坦表示,印度进行反卫星试验之后,美国在太空发现试验留下了400多块碎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2日报道,布里登斯坦在宇航局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发现,印度试验之后留下了400多块碎片,这还不是全部能被发现的。我们正在跟踪大一些的碎片,主要是一些10厘米和10厘米以上的碎片,这部分数量有60块”。布里登斯坦指出,根据美国的数据,60块碎片中的24块将飞越国际空间站最高点的上空。“试验制造的碎片将飞掠国际空间站上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布里登斯坦表示。截至上周,该局和联合空间作战中心(隶属于美国战略司令部)估计国际空间站遭受小块碎片撞击的风险在10天内上升了44%。尽管风险有所增加,但站上航天员仍是安全的,如果必要,国际空间站将通过机动来避开碎片。目前,国际空间站常驻航天员人数一般为6人。俄罗斯载人航天系统总设计师叶夫根尼·米克林今年1月表示,计划将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航天员人数从2名增至3名,常驻人数将随之增至7人。印度反卫星导弹发射瞬间。印度总理莫迪上周向外界宣布,印度成功利用反卫星导弹在地球低轨道上击落一颗卫星。莫迪称这是历史性事件,印度成为继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之后第四个具备反卫星能力的国家。 3月28日,美军司令部副司令大卫∙汤普森指出,美国反导预警体系监视到了此次反卫星试验。汤普森还指出,美国军方正在跟踪碎片云图中的大约270个目标,他还表示,随着收集数据的增多,这个数字将会增加。

5.  当地时间2019年3月31日,德国汉诺威,2019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会场。视觉中国 图新华社德国汉诺威4月1日消息,今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馆内,一众专业人士身影中不时也会看到一些小孩饶有兴致地跟着父母来参观展商推出的各类机器人产品。这些孩子眼中的巨型“玩具”正是未来工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各种技术概念很可能会成为他们长大后的人类生产方式。未来工厂全球领先的传动与控制技术供应商之一德国博世力士乐如此描述未来工厂的场景:墙壁、地板、天花板是固定的,其他物品都是可移动的。生产线将模块化组件和各种加工设备移动并重组为新的生产线,以满足新的生产目的。它们将通过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网络与其他机器和流程设备进行无线通信,并通过感应式充电系统从地板充电。实现这个愿景还要应对不少技术挑战。在这届工博会上,许多厂商现场展示的智能制造方案提供了初步思路。比如在一些德国厂商的展台上,搬运机器人将零部件准确地从货架上搬下来,然后配送到装备机器人的工作站台上,机械臂快速抓取零部件并开始装配,整个过程基本无需人工干涉就能快速完成。随着5G技术的逐渐成熟,机器与机器之间更容易实现高效交互。比起让机器人单独发挥作用,这种机器间的协作可以完成更多复杂任务,让自动化提升一个台阶。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将使未来的生产场景改造更加深入。汉诺威工博会负责人约亨•科克勒说:“我们现在处于机器学习的时期,机器开始了解工业生产的日常。未来生产将变得更加自动化,人工智能给我们提供了基于数据做出生产决定的可能性。未来工业的趋势是国际化和数字化,其中数字化就是基于数据和连接,让生产变得更加灵活。” 应用场景要实现工业4.0,塑造未来工厂,只有完全自动化一条路吗? “我认为这还要取决于应用的场景。在一些场景中,我们可以使用全自动的解决方案,但在许多其他场景中,完全自动化不但过程复杂、成本高昂,且最终仍离不开人类的灵活性……我的看法是工业4.0与人本身有很大的关联。”德国弗劳恩霍夫机床和成型技术研究所机器人技术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巴迪韦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个场景或许能更好地解释巴迪韦的观点:技术工人移动手臂,汽车生产线上的大型机械臂也随之将大型的车身部件上下移动到一个更合适的角度进行焊接,简单的手势就能让复杂的机器人灵活完成任务——这是巴迪韦所在部门开发的人机交互系统。通过影像传感器、智能算法等技术,人与机器可以在生产车间实现更高效的合作。机器与人并非是竞争关系,而是让机器学会理解人的意图,并在人的指导下完成更多复杂的任务。巴迪韦说:“人机交互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主要挑战是如何开发出适合工业生产应用的技术解决方案。” 据巴迪韦介绍,他们正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作,尝试将这一系统应用到这家公司的汽车生产线上。就业影响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说,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其他形式的智能自动化技术有潜力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这部分新增的财富会产生许多新的工作岗位需求,但同时也让不少人担忧现有的工作岗位会在自动化浪潮中消失。这份报告预测,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多达30%的工作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报告认为,不仅是制造业,短期内金融服务行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算法可以带来更高效的分析和评估;长期来看,随着自动驾驶车辆的发展,运输行业受到的冲击也会很明显。工人们在自动化面前就真得没机会了吗?报告认为,这种冲击在短时间内对工人的影响有限。但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预计在自动化浪潮面前就会显得更脆弱,工作被这类新技术取代的可能性较大。不过,报告并没有给出一个悲观的前景,而是建议各国政府和商业机构合作,帮助更多人提升技能和知识水平,以便适应未来的自动化浪潮,最终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催生的新技术工作。(原题为《特稿:智能制造连接工厂与未来》)

6.  波音公司方面称,“我们正在努力证明我们已经确定并且充分地满足了所有的认证要求,一旦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我们将立刻提交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审核。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彻底地、系统地开发和测试软件更新,以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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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冬奥周期,推动冰雪项目发展、尤其是国家队的备战,尽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已经势在必行。 ;

2)  据介绍,“首次发生”指上述三种行为中的任意一种,发生后给予警告,然后重新计算新的为期三个月的周期。警告会以短信形式发送至驾驶人登记的手机;未接到短信的,可通过杭州市交通警察支队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hgh.122.gov.cn)“三项轻微违法行为警告记录”模块输入车号查询。

3)  为适应全社会新的阅读服务需求,加强图书行业与读者的紧密联结,4月1日下午,韬奋基金会正式成立全国性“阅读组织联合会”。阅读组织联合会正式揭牌成立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韬奋读联会)前身是民间读书会联合会,自2014年开始连续五年举办过五届全国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此次正式纳入到韬奋基金会管理,成为正式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不仅有助于韬奋基金会的壮大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同时也必将使社会阅读组织更加规范化、更加有序化,也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全民阅读事业。韬奋读联会秘书长徐升国介绍了2019年的一些重点工作规划。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韬奋读联会首先策划了“文化行走、阅读中国——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城共读活动”的项目。韬奋读联会准备在2019年4.23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正式启动这一项目,之后在全国选择70个城市,进行阅读活动的接力传递,读联会媒体联盟全程跟踪报道,年终进行总结评比和奖励活动。在参与城市的选择上,除了考虑文化历史名城外,还将考虑与新中国有着特殊联系做过特殊贡献的城市,比如北京、遵义、延安;解放的第一城张家庄、新创建的第一城阳泉;为新中国提供能源保证的石油之都、煤炭之都、钢铁之都,以及航天之都酒泉、改革开放的代表深圳等等。结合“70年70城”和其他韬奋读联会的其他活动,飞芒书房今年还将承办“书香生活阅读大赛”活动,大赛将以大数据统计每个人的阅读状况,实时呈现阅读数量、读书笔记、评论等,以区域、组织为单位进行参赛,以月度、季度、年度为比赛周期,通过活动的短中长期赛制持续推动阅读,最终让参赛者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2019年下半年,韬奋读联会将要举办第六届全国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继续研究和撰写《2019年度的社会阅读组织观察报告》,发掘和整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事例和成就,为全民阅读推广事业留存历史记录档案。延续读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积累,继续举办全国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在南京、深圳、重庆、成都等城市中,选择一个当地积极配合与支持的城市进行合作。同时韬奋读联会还将继续参与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系列活动,加深与北京阅读季的合作。同时,韬奋读联会也将继续打造韬奋读联会阅读智库的品牌,汇集全民阅读专家资源与活动资源,进行学术研究与实践研究。2019年将结合阅读研究与阅读推广,举办若干读联会阅读智库沙龙活动。同时为各类阅读组织,提供阅读咨询服务和领读者培训服务。韬奋读联会将继续组织团队研究和撰写《2019社会阅读组织年度观察报告》,发掘和整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事例和成就,为全民阅读推广事业留存历史记录档案。未来,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将在韬奋基金会的基金管理框架下,设置韬奋基金会读联会专项基金。专项募集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资金支持,为推动各地阅读活动和阅读服务,为平衡落实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的阅读权利,做出实际的贡献。

4)  (原题为《应急部为四川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扑火英雄设网络祭奠专栏》)

5)  而在随后对阵循环赛阶段的第五个对手韩国队时,开局后中国队又以1比5落后,好在最后击打成功率提升,并多次抓住韩国队失误机会,最终以9比8逆转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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